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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提出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新方针，您怎么理解？
特约评论员 庚欣：众所周知，“稳中求进”是中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但这次很少有地做了微调性修改，提出了重要的12字经济工作新方针：“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我认为，这个新提法，本质上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但是分成三段论更完整地来表达：第一是“稳中求进”，这是基调方针；第二是“以进求稳”，这是更强调了“积极进取”的“进”的要求；第三是“先立后破”，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先稳后进”的意思，因为“破”就是“破坏旧秩序”，实际上就是“进”，是一种“进取性的改革”，但这种“破”必须要在“先立”即先有“立稳的新秩序”的前提下才能推动，因此还是强调了“稳中求进”的基调。
今年上半年中央比较强调“稳中求进”“稳字当头”，重点在“稳字”上。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但整体恢复并不顺畅，这次会议认为还是需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改善社会预期”，所以提出“以进促稳”，很明显这是一个积极“求进”的信号。
这个积极信号，我理解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政策，特别是政策配套组合上要更积极。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多出好政策——包括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能够取得积极效果的政策来“促稳”。而“稳”的重点则是指“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等中央一直强调的重点目标，用“以进促稳”的积极方式，来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第二个就是体制改革、各种监管等层面会适当放宽，因为要积极“求进”，就要进一步通过改革、松绑来释放新动能，推动发展，用这种积极的方式维护稳定，而不是保守地为稳定而稳定。这是个辩证法。“稳中求进”强调的是“稳”，而“以进促稳”，强调的重点是“进”，这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而且还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更均衡地处理好“稳”和“进”这两者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下大力量改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是全球化的国际价值链运营，整个经济都和外部现实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密切相关。这次会议提出“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就包括稳定外部政经环境火星电竞官网手机版，这是能否“求进”的关键性因素。
最后，还是要“先立后破”，过去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发展，都比较强调“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经过这几十年来“稳中求进”的实践，这次会议在提出“以进促稳”的同时，最后还是落在了“先立后破”上，其实就是“先稳后进”的意思，因为“破”实际上是改革，就是一种“进”，而这种“破”的改革，需要在先有“立稳的新秩序”的前提下才能推动，实际上还是强调了“稳中求进”的基调方针。
我认为，这个“12字新方针”其实是一种政策方法论，很符合中国今天的经济和基本国情的需要，符合在今天百年变局下，实现“处乱不惊，稳中向好”的需要。而且告诉我们，今天中国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执行政策，都特别要把握好均衡度，要统筹兼顾。因此，无论是经济、政治、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都需要这样一种政策方法论的指引。
直新闻：最近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芯片等问题上又出现了态度的反复、自相矛盾等负面言行，您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方针等是否对中美关系也有正面作用？
特约评论员 庚欣：我一直认为,“稳中求进”等在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工作方面很成功的总方针，也是一个可以超出经济领域、适用于一些非经济领域，甚至超出内政、可适用于外交领域例如中美关系等的普遍性指导方针。道理很简单，中国这几十年来是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中心工作，而指导中心工作的总方针，当然就具有一定的全局性价值。
具体到中美关系，彼此构建“正确相处之道”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相互认知定位”问题。为什么说“中美之间主要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不是敌人呢？这里主要的是由于中美经贸关系上不能“脱钩”的现实，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在现实生活、实际收入等重大国计民生利益上的紧密依存关系所决定的。正是基于“中美经贸紧密依存”这个基本点，而不是基于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某些分歧，更不是基于我们在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制度上的某些差异所得出的结论。所以“中美是伙伴而不是敌人”，所以中美“只有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所以我认为，更应该多借用中美、特别是中国方面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的方法论，运用到中美相处之道的构建上。
再说具体些，比如最近中美关系虽出现了“止跌企稳”的势头，但雷蒙多又在芯片等问题上出现态度反复、自相矛盾等负面言行，我们也可以参照“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方针予以对应。
芯片等高新科技，作为“核心竞争力”和“第一生产力”的双重性质越发明显。作为“核心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博弈的重点并由此形成一些合作障碍，这里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是技术层面本身还存在的不够成熟、完善而形成的不利部分；第二是各国在技术如专利等法律层面正常的约束和壁垒等；第三是由于人文、地缘政治等形成的障碍；第四是中美关系特殊性造成的摩擦和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分类管理，妥善对应。
但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些高新科技又具有天然不可阻挡的生命力及合作发展性。中国在面对美国各种压力下，可以积极地“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即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构建，营造自己的优势，同时尊重正常的法律规范，尽量规避风险，有针对性地结合“中美相处”正处于“止跌企稳”阶段的机遇，突破种种障碍，坚忍地走向既定的目标，实践会证明，任何人为干扰和阻力都不能阻挡高科技“公平、普惠、开放、包容、合作发展”的势头与方向。
总之，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参照各种成功的政策经验，通过扩大双方合作利益的方式，在中美相处时贯彻“止跌企稳，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分类管理”的方针，就可以引领中美关系逐步回归正轨。
